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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为何自诩“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2013-11-25 11:23 来源: 时代周报(广州T|T

  冯仑在为任志强《野心优雅》写的序言里,说在任志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时代最典型的人物面貌”,这典型人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口气大”:“说的都是大词,操着总理的心,满口大话语、大概念、大理论、大道理。”这恰与郭敬明的“小时代”镜像中的人物形成鲜明比照。

  “小时代”中的人物,“不承担道义责任,不承担以天下为己任这样一些大使命,也不用管社会道德走向,也不用考虑中国向何处去,房地产价多高多低,只要考虑自己有香车宝马、锦衣玉食、美女和华服以及好的房子,以及快乐和自由自在的生活”。

  “大时代已经过去,给我们剩下了大年纪。”冯仑感慨。

  面对这一部厚到可以当枕头的传述,不知多少人会如冯仑般感慨系之。任志强大概又一次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宏大叙事”。如他自述,“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也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他是把“一个人的故事”写成了“我们的故事”,他的抱负远不是“自传”,而是在记录“历史”。

  国家的主人翁

  任志强记录的历史与心路历程,冯仑亦躬逢其盛。二十年前,小平南巡后不久,冯仑南下深圳拜访王石:“我来介绍一下万通的情况,几个秀才下海成立万通,赚了钱,但秀才赚钱不为财,为理想,将来还要报效社会……”这样的言说,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绝非“普通青年”所为。但在当时,尤其是对那一批出身体制精英的青年创业者来说,却是普通、自然,也不乏真情的。

  在那个时代,所有的私人言说都是宏大的,都具有高度的“公共精神”,乃至“全球意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一群女工在工作之余环坐讨论国际形势的镜头,曾让普通西方观众大为骇异,而这其实并非完全是矫情的表演。

  1973年9月11日,政变军人冲进智利总统府,阿连德总统开枪自杀。几乎在同一时刻,地球另一面的北京远郊东方红炼油厂的建筑工地上,一个满身汗碱的建筑工人正捏着皱巴巴的《参考消息》,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第二天中午,他蹲在食堂内舞台的大幕后吃午饭,读到阿连德总统战死的消息,忍不住流下眼泪。

  “那建筑工人就是我”,北岛说,“要说那年头,一个中国苦力跟智利总统有啥关系?那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国际主义情怀。”国际主义与全球化是不同年代的时髦用语,乍听起来大同小异,实则有天壤之别:“‘国际主义’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球化’是不同国籍的富人合伙坑蒙拐骗。”

  北岛的这话不知能激起任志强所说的“我们这代人”几多共鸣?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如今早已功成名就,并且不乏“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我们这代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代人?

  “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任志强如此自诩。“我们这代人的共性,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儿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

  以直言不讳著称的任志强,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感、精英感,他说的“我们这代人”,在很多时候其实指的是“我们这小圈的人”。“掉脑袋都不怕,还怕这个(敢言)?他们小资产阶级(潘石屹等)就怕,这不明摆着吗?”

  当全国的小朋友看着宣传画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候,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白塔倒映、绿树红墙的北海公园里学会了划船。上初一时班上的辅导员是姚明伟,姚依林的儿子。姚明伟去越南学习了,后来辅导员换成了王岐山。“我坚决不干官商勾结的事”,“从小就被许多领导抱着”的任志强说。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有黄金做成的哲人王,白银做成的“卫国者”,与铜铁铸成的劳动者。大院出身的王朔曾经炫耀他们就是卫国者,是要当炮灰的,他们从小的玩具就是总参的作训地图。在那个序列中,曾服役于王牌38军的任志强当然是居于更上端的“被拣选者”。

  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古代中国,普通老百姓缺乏对国家的主人翁意识。但有一个阶层,从来不乏家国天下的主人翁意识,这就是读书人、士大夫群体。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确实是他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任志强说,“我们这代人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读者大可不必怀疑他的真诚,因为他们“这代人”确实有这样的主人翁意识,他们就是主人翁。

  而且,“这代人”,即使从商,做企业家,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恐怕还是“政治”的事。“我们这代人可能更多地关注政治”,任志强说。士、农、工、商,“商”是什么呢?政治之手段而已:“怎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路径问题。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

  所以,任志强说潘石屹们,“他们还是以生意为主,我不是以生意为主”。追求财富不是任志强们最热衷的,甚至,打造一个百年常青的现代企业也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他们真正热爱的是“唤醒民众”、“改造社会”。这听起来是在做“公知”们干的事。不过,任总对这一群不自量力之人相当不屑:“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公知,公知永远不可能有更多的实践。”

  “卫国者”与地产商

  生长于革命大一统时期,加上主人翁的精英意识,强烈的政治关怀几乎是任志强们无法摆脱的宿命。改革开放,或者由于政治晋升渠道不畅,或者响应搞活经济政治呼召,他们投身市场经济。若干年后,许多人成为成功的“国营企业家”。

  无疑,他们是体制内的精英,在改革的“大时代”,他们做出了不菲的贡献。然而,过于强烈的政治情结也可能削弱了他们对商业的真正兴趣、投入与建树。宁高宁的说法或许不错:任志强严格来讲并不是个好的商人,他之所以做生意好像是为了争取不断说话的权利,买地卖楼好像对他没有那么重要。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闫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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