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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自叙梦想与人生:在中国与西方之间

2012-09-02 23:08 来源:南方周末T|T

  致敬词:在利益至上的国际资本市场上,胡祖六扮演了一个现代士大夫的或者说人文主义者的角色。30年来中国从全球体系中的边缘人逐渐成为主角之一,在这个进程中,胡祖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从湖南乡村走到哈佛大学,此后二十多年,在国际一流专业机构中,他始终在以西方通用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研究、诠释中国的经济和改革,帮助中国学习西方,帮助西方了解变化中的中国

  哈佛,伊甸园

  从事经济学的人,不只是出于单纯的智力上的好奇心,而是确实要把社会和民众的福祉也装进去

  1980年代中期我出去留学,学习经济学,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早期,在多年的闭关锁国和实施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制度后,中国对现代经济,尤其市场经济,需要更多了解,我有一种很大的使命感,有很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哈佛毫无疑问,可能今天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学习中心,不只在理论上很有建树,而且在美国,乃至对国际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力也非常巨大。比如马丁·菲尔德,他当时是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还有我个人比较接近的老师拉里·萨默斯,他很年轻,就已经是政府的一个重要智囊。

  ●小传

  胡祖六,1963年生。受湖湘文化激荡,初探科学救国,后为经世济民。因改革开放得求报国之路,不管哈佛、清华、洛阳工学院;以专业研判叩开中西之墙,无论IMF、高盛、达沃斯论坛。能够在非常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下,接触到名师,又能够去探讨很多当代经济学最前沿、最尖端的一些问题,同时有机会观察全球最发达、最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也就是美国经济——的具体运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哈佛,应该说是我个人的伊甸园,对我的专业生涯,对我人生的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岁月。

  从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个名词的来历,就是经世济民,不仅仅是为了自娱,满足智力上的好奇心,而是要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从事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首先当然是出于求知欲和好奇心,其次是因为经济学能够解决很多现实中活生生的问题。萨默斯就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每做一项研究,都是跟现实世界紧密地联系——比如说税收政策,怎么样能够刺激就业,或者刺激研发的投资,或者说提高国民的福利。

  我相信比起更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经济学有它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特点,就是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使经济能够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提高国民的福利。这个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就决定从事经济学的人,不只是出于单纯的一种智力上的好奇心,而是确实要把社会和民众的福利也装进去。

  IMF生涯

  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一些重大的结构改革,规模之大、魄力之大,而且执行之快,绝不是所谓的缓慢的渐进的方式

  我感到,我们要把现代西方经济——不止是理论,还有实践,包括运作的模式、制度、经验——全数介绍引进到中国来,所以毕业之后就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性的经济组织,而且中国是成员国,那是非常理想的一个专业平台。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学习,更多是一种实习、能够得到第一手经验的一种机会。

  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拉美债务危机进入尾声,但还没有完全平息。同时柏林墙倒塌,前苏联和东欧转型搞自由市场经济,但是因为政府不稳定,以及很多经济决策失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再到经济衰退,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IMF为这些麻烦中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包括金融的援助,来帮助他们稳定经济,实现转型。

  同时,中国是IMF很重要的成员国。1990年代初,中国也处在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但当时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这时候,IMF作为一个国际上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机构,向中国政府提供宏观经济政策的磋商和技术援助,包括官员培训。

  1990年代初,在IMF,我作为少数的中国籍的经济学家,参与了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磋商、官员培训,特别是中国当时正在酝酿的一些重要的改革,比如说税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外汇改革……这是非常激动人心、非常难得的一种经历。

  整个经济学界都把中国的改革模式区别于东欧苏联的,说我们是渐进的,而他们是所谓震荡疗法、休克疗法。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偏颇。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一些重大的结构改革,规模之大、魄力之大,而且执行之快,绝不是所谓的缓慢的渐进的方式。那是非常大手笔的,非常非常有气魄的一种重大的改革。

  比如说像税制改革,其实国际上税制改革,往往是高度复杂、高度敏感,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往往会导致政府垮台和社会不稳定这样一些高风险,要推行财税改革,那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决定。但令人惊叹的是,这么复杂,这么高风险,但中国决策、执行都这么快,而且实践证明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这是世界上罕见的成功的税制改革之一,而且因为那次改革,给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后来的长治久安,奠定了一个非常雄厚的基础。

  回顾1990年代的那些改革,中国由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模式的过渡,从饱受通货膨胀困扰、高度不稳定、大起大落这么一种经济结构,过渡到宏观经济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结构,经过了亚洲经济危机的检验和洗礼,我觉得当时的改革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当时中国的改革者、中国政府,有一种非常开放的胸襟,目标就是要改革开放,要吸收国际的先进经验和最佳惯例,所以他们对世界银行和IMF这些国际组织的建议非常重视,也派出了很多代表团,到世界各地去看各种模式,非常饥渴地吸取建议和教训。萨默斯那时候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他对我说,这么多发展中国家,他发现中国人是学习能力最强的。

  我在IMF工作这么多年,看到很多新型市场国家,少有这么成功的案例。我觉得非常非常幸运,也更加坚定我对中国的经济未来的信心。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闫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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