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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市场,死于体制”的李经纬们

2013-04-24 19:52 来源:创业家T|T

  李经纬并不是孤案,前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原华晨汽车董事长仰融外逃、前伊利董事长郑俊怀因贪污被判入狱6年……他们的经历,让人扼腕叹息。

  这些“生于市场,死于体制”的企业家们的共同特点是:

  1、他们大都有体制内的身份,靠销售起家,“生于市场”,有非常敏感的市场意识,比如李经纬的“公关策划”,郑俊怀将伊利推向全国市场。

  2、他们都为企业、员工和当地政府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自己所得跟同行比严重不符,容易心理失衡。

  3、他们大都死于改制,他们要么想通过MBO或者其他资本运作,实现创始人和管理层控股公司,但他们跟柳传志、李东生们不同的是,缺乏谈判技巧。他们这种利益诉求,在企业上升的时候不说,走下坡路时才说,当地政府会觉得企业都这个烂样子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判?或者创始人不重视法律文书,容易被政府抓住把柄。

  4、他们大都死于迁都。当年李经纬想把健力宝搬离三水市,曾用财政支持健力宝的三水市政府就觉得他忘恩负义,折腾他。仰融想把资金调到宁波去,辽宁省政府以为他要跑,立即派工作组把把他拿下。托普要把总部从四川搬到上海,最终也死掉了。政府对于归属地很看重,一个企业想要离开本地迁往别处,又公开宣布,离被搞死就不远了。

  5、这些企业共同的致命之殇在于,过多地和政府纠缠在一起。所以企业要起于市场,还要成于市场,离政府远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华为、腾讯等公司从不主动靠向政府,努力和政府保持距离的原因,跟政府靠得太近容易不明不白地死了。

  6、现在哪个企业符合这个标准?三一重工!三一重工的创始人梁稳根起家时,湖南政府很支持他,现在梁公开与湖南省政府的矛盾关系,湖南政府体系上下对他“恨得”牙痒痒。而且“三一重工要搬就搬,又不是没有企业搬过总部,但这么高调,恐将死无葬身之地。”某商界人士评论说。

  李经纬:被宠坏的企业强人

  李经纬毫无疑问是健力宝神话的缔造者。

  李经纬与健力宝的姻缘肇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下午,时任三水县体委副主任的李经纬被叫到了某县领导的办公室。随后,他被调到了级别比体委副主任低得多的三水酒厂担任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相当于副厂长,他很快将这个老酒厂带出了困境。1983年3月,三水酒厂终于研究成功健力宝饮料,但当时有百事、可口可乐等跨国饮料公司,先于健力宝诞生的有北冰洋、亚洲、高橙、奥林、少林可乐、天府可乐、西湖可乐等大大小小2000余家饮料品牌在争食市场。

  如何突破两乐的封锁,迅速甩开本土饮料企业?体委副主任的经历给了李经纬灵感,并促他最终把打开市场的契机锁定在了体育身上。斯时,他从体育系统获得消息,国家体委正在为首次出征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准备饮料。为了脱颖而出,他通过健力宝一位总工程师的老同学关系,在深圳百事可乐公司的生产线上完成了200箱健力宝饮料的罐装,如期摆上了亚足联在广州白天鹅召开的会议的圆桌。它让那些足球官员们大吃一惊:中国也能生产这么好的饮料?这个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家体委,在6月份常州会议确定中国奥运代表团自选饮料会议上,健力宝轻松过关,成为首选饮料。1984年8月,健力宝饮料伴随着奥运健儿们的出色成绩而大放异彩。

  随后,李经纬通过自己长袖善舞的营销公关能力把健力宝推向了一个个高峰。

  1984年,健力宝每年只有几万元利润,李经纬居然敢“先斩后凑”,签下50万元的赞助国家各种运动队的协议,但随着女排、乒乓球等运动在国内和国际比赛上的大放异彩,健力宝迅速深入消费者心中。1985年,健力宝的销售总额由1984年的245万元猛增到1650万元,所创利税从46万元增加到315万元。1987年,李经纬再出大手笔,以250万元买下了在广州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饮料专用权。当时,因为大笔进口设备和基建的贷款还需要逐年偿还,健力宝并没有获得实际利润,而这250万元相当于当时三水县几家大企业一年加起来的利润。然而,第六届全运会结束不久,健力宝的订货会才开两个钟头,订货单就达2亿元,当年的销售额共计2.7亿元。

  1989年下半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李经纬再次顶住压力,以1000多万元的代价成为国内第一家赞助亚运会、且赞助额最高的企业。1990年10月底,在郑州举行的全国糖酒商品秋季订货会上,健力宝的定单几天之内就高达7.5亿元,占整个大会合同金额的1/4。

  随着健力宝的巨大成功,李经纬在三水地位日益突出。三水地方官员对外这样解释“三水”:水稻、水泥和魔水。三水市文联还专门写过一个对子:“三水流三水,盛产水稻水泥与魔水;龙人传龙人,迭出人类人萃侪强人。”“强人”指的就是李经纬。

  “一个企业在一个城市的所有产业中三分天下,你可以想见当时李经纬在三水有多么举足轻重。”一位健力宝老员工表示,“健力宝鼎盛时期的税收占到三水市整个财政收入的80%,更何况,没有健力宝,三水这个地方恐怕到现在也没人知道。”

  在健力宝蒸蒸日上的时候,三水市政府对健力宝以及李经纬的态度是“一再示弱”,不仅无偿划拨给健力宝大量的企业用地,同时一再提供政策优惠。一位原健力宝高层人士回忆,从1986年开始,健力宝在许多城市搞了大量赞助社会公益活动,“在这些活动的仪式上,当地政府领导坐在中间,旁边接着坐的是李经纬,再下来才轮到三水市的政府官员。”也正是在政府的“示弱”下,李经纬在健力宝的所作所为便无所顾忌。比如动辄上千万的赞助、上千万的对外投资,往往李经纬一高兴就签字。

  李经纬的强势在健力宝如日中天,迅速上升的时候地方政府可以忍了,而当企业走下坡路,地方政府就开始算“总账”。

  1997年,健力宝营收达到巅峰,收入首次超过50亿元,1998年后则逐年下滑。企业在走下坡路,而创始人还如此彪悍地为自己谋利,也难怪地方政府要动“心思”。

  “健力宝从来不把自己的经营状况向市政府汇报。”三水市政府秘书长周永基向媒体如此表示。周还称,甚至健力宝集团决定兴建健力宝大厦,“政府也不知道这件事”。李经纬是打算以健力宝大厦为新总部,将健力宝集团搬往广州,这就犯了地方政府的大忌——把税收和利润转移到别的地方,让财政主要靠健力宝的三水市政府如何不“恨得”咬牙切齿?1999年,健力宝大厦在广州落成,健力宝总部迁至广州后,资金陷入紧张。随后,李经纬一心谋上市,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走到路演阶段时,因团队“没有香港暂居证,不得购买H股原始股票”戛然而止。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闫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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