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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希望中国“吸血鬼富豪”早点死掉

2014-02-25 14:56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T|T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避开拥挤的人群,胡润递过来一张名片:“你好,我的名片,新的,限量版。”随后不久,他找到一个稍僻静的角落,开始接受我的专访。

  在这幢位于伦敦金融城核心地带的写字楼里,胡润稍后要做一次演讲,主题有关中国“新贵族阶层”和伦敦的商机,听众大多是英国本地商人,看上去个个兴致盎然。那张“限量版”名片上,除了印着显眼的“胡润百富”四个粗体黑字,特别之处在于一个大大的红色数字“15”,代表着“胡润百富榜”经营至今的年头。

  胡润因其自1999年起创办发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而被人熟知。如今,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诞生着世界级富豪,而胡润每年发布的榜单俨然已成为这个国家财富阶层的“封神榜”:虽然排名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尚富有争议,但这不妨碍人们把其当作追踪中国企业家财富变化的热门媒介,通过它来分析解读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现象和本质。

  坐在我面前,这位会计师出身的英国人,很快就开始熟练地演算起富豪的身价。

  “马云在榜单上的位置还会再上升。他现在持有阿里巴巴约7%的股份,目前阿里估值达到7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如果最终上市,那就是大概1200亿美元,马云的身价就能有400多个亿的人民币,和现在榜单上的前五名已经很接近了。”

  “目前,我们把王健林的身价评到220亿美元,因为这包括了万达每年新增的物业价值。万达商业地产已经上市,收购的美国AMC院线也已经上市,如果万达集团最终整体上市成功,那规模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数说中国的富豪故事,胡润显然是发言权的:1999年,在他发布首份中国富豪榜的同一年,35岁的马云才从体制辞职,回乡创办阿里巴巴;在深圳,27岁的马化腾刚刚推出即时通讯软件腾讯QQ;而时年44岁的王健林,在人们眼中还只是一个因足球而负气出走的大连地产商。

  “15年来,王健林正好是中国第十位首富。英国首富是威斯敏斯特公爵,这么多年来基本就一直是他。而中国一下子变了十次,这是很不可思议的。”胡润的笑容始终谦虚有礼,几乎15年未变。但在这笑容背后,他所编订的那张富豪榜,排名座次始终在被频繁地刷新着。

  “每个首富,都代表一个时代。现在是王健林、去年(2012)是宗庆后、前年(2011)是梁稳根,这些人本身就代表着一些趋势。比如王传福,他当选首富的时候正直金融危机,巴菲特选择投资比亚迪(行情,问诊)。做环保汽车就一下子变成了特别热的概念,其他投资者可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就都跟着投资比亚迪汽车了。”

  然而此时我感兴趣的话题,却不是计算大亨们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在当下有关中国富豪阶层的讨论中,财富的聚散起落已不再总是内容的重心。随着中国富翁们身价膨胀到新的历史高度,他们的困惑和不安全感也与日俱增。由此引发的价值判断和角色定位,正引发着日益尖锐的矛盾和争论。

  正在经历中国社会和经济又一个剧烈转型期的中国富豪们,该怎么判断定位自己当下的处境?我更想知道,始终在目睹这一切的胡润,对此是否会有自己的解读?身在他的故乡,资本概念的发源地,我期待这个英国人能根据自己的阅历,说出一些不同角度观点和态度。

  胡润似乎不同意中国企业家安全感下降的看法,“和15年前相比,富豪们的安全感肯定是上升的。”

  胡润说,15年来,他对于中国的企业家体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信心”:“这是基于实力的增长。他们对于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企业平台已经非常自信,对于公司并购也已经很有经验,所以他们希望能在世界范围内做更大的生意和项目。”

  “以万达为例,如今王健林想做的,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意:最大的电影院线,最大的海洋公园...所有涉及的领域,都要做到世界第一,这是典型的美国梦。”

  但在胡润看来,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同时也伴随着一种“中国式”的矛盾心态:“现在的中国企业家正陷入一种困境:一方面他们希望低调,不想更张扬;一方面他们又在买最贵的劳斯莱斯,买最贵的手表,这些东西又恰恰是最张扬的。这就是一对矛盾。”

  “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他们是第一代企业家,内心里对于自己白手起家的成功是非常自豪的。但因为是在中国,要对政府和很多因素保持警惕,免得被调查。”

  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胡润曾对中国富豪的变化趋势作出如此概括:近五年来,去商学院念书的特别多;近两年来,实业家转行做投资的人数正在增加;而在去年,对中国经济抱有担忧的富豪也越来越多。根据胡润给出的数据,2013年有9%的中国富豪对经济前景感到强烈担忧,是3年来最高水平。

  我又一次问他对中国企业家的焦虑的看法,他回答:“(对经济的担忧)原因还是满复杂的。很多人怕政策发生变化,同时还有污染、食品安全等因素。这也是近来投资移民热的原因。包括习近平刚刚开始执政,人们对他的希望满高,但他面对的问题也挺复杂,这十年到底能不能把这些问题成功解决,还说不清。”

  胡润紧跟着补充:“我最早做中国百富榜时,见到的企业家最多最多只谈三年计划。再多,就退出了,把钱套走了。但现在再接触这些企业家,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上去了,达到新贵族阶层,不可能随便就‘逃’掉了,只能留在这个系统里继续做事情。”

  但不能否认的是,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变化正在发生。2013年,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曾发生一次有关“在商言商”的争论。一方的典型观点是,企业家当下最重要的使命仍是聚焦和专注。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做好商业依旧是商人最大的本分;而反对的声音则呼吁:今天中国企业家的责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赈灾捐款和公益慈善,而是应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中,“身份焦虑”、“宿命”、“十字路口”和“阶层觉醒”类似的词汇,也被不少学者商人频繁提及。

  在财经作家吴晓波(微博)看来,中国的部分企业家“正在努力保持自己的身份与政府的对等,不再自视为政府的依附与寄生物,并能够以更积极和现代的方式参与社会重建”。吴晓波称此为“中国社会十年来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

  我问胡润,如何看待“企业家是否该为政治发声”的讨论。胡润回答是:“其实很多人在国外都误解了中国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我接触的一位企业家,在浙江平湖承包了一个快破产的工厂。两三年时间,从亏损变得有利润,政府很感谢他,对他支持很多。从国外的角度看,这个企业家获得了不公平的政府支持。但在当地政府来看,这个企业家已经把一个烧钱的亏损工厂变得有利可图,就业税收都上去了。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紧密的,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企业能帮助地方政府增加税收,政府也会扶持他、信任他的。”

  关于企业家的政治话语权,胡润说:“现在百富榜上16%的成员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这虽不是政府的全职工作,但更像一种身份,像英国的爵位。他们是第一代企业家,被社会和国家认可,政府也希望他们参与国家的发展。”

  对话中,胡润也不忘提及“百富榜”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说到当下中国政府正在力推的反腐运动,他对我说:“ 每年做榜单,都会有150至200人新上榜。我们对于‘隐形富豪’的定义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块是低调富豪,他们实力很强,但被关注度比较小,因为低调。第二块叫‘吸血鬼富豪’,他们的财富一碰到阳光,马上死掉。这个群体也是存在的,最近这些人特别着急,急着把钱洗到国外去。这种人我们尽量希望他们碰到阳光,早点死掉。”

  对话接近尾声,我请胡润预测,未来十五年,中国产生富豪的速度还会像今天这么快么?首富位置易主,是否还会如此频繁?

  “嗯——”他长吁口气,“这不太可能了。但这也是相对来说,比起欧美社会,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还会满快的。”

  访谈间胡润向我透露:“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计划,大概一两个月以后,要做全球富豪榜。现在在中国发榜单比较多,今年在国际上的动作会多一点。”他的合作伙伴同时告诉我,如今胡润百富榜的团队,已经扩展到100多人,向新媒体平台的转型,也做的有声有色。

  这些都在提醒着我,胡润的富豪榜本身已不只仅是一个观察研究中国生意人的平台,同时它也是一桩被寄予厚望的生意。

  后来,胡润的公开演讲挺精彩,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在座的英国听众们也听得很尽兴。他们普遍表示,不仅学会了“土豪”、“新贵”这些时下流行的中文词儿,也对中国的大亨们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这时我开始思量,对我今天有关中国企业家的提问,胡润的回答是否有所保留。毕竟,对于中国企业家们面对的现实问题,他也并非是个能完全能置身事外的局外人。我甚至觉得,这个普通话流利的英国人,言行举止间,总会流露出一些地道的中国商人范儿。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闫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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